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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淦昌:科学无国界 科学家有祖国

发布时间:2019-09-30

  王淦昌,著名核物理学家,中国核科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,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,中国科学院院士,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获得者。


  1907年,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一个小镇家庭,他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,按理说,他的童年本该无忧无虑的,可命运并不喜欢按常理出牌。


  在王淦昌4岁的时候,父亲因病去世,屋漏偏逢连夜雨,船破又遇顶头风,9年之后,他母亲也因病离开了这个人间,13岁的王淦昌一下子便成了孤儿,只能去跟外婆生活。


  本是无忧无虑的年纪,可为了生活,王淦昌逼不得已做了一名放羊娃,好在,他的外婆——这个封建社会下的小脚妇人,居然十分有远见地跟他说:


  “作为一个爱国学生,一腔热血,该洒向何处?”


  就这样,王淦昌在外婆的大力支持下,一路从小学读到大学,还十分争气地考上了清华。 然而,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,北洋政府更是软弱无能,当八国列强向中国提出不合理要求、践踏中国主权的时候,北洋政府更是低头不敢说话。


  1926年3月12日,日本军舰侵入中国内河,遭到大沽口中国驻军的阻击。英、美、日等八国借所谓“大沽口”事件,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,北京高校师生对此十分愤慨,云集四五千人集会游行。然而卖国的段祺瑞政府下令开枪,一批请愿的学生被打死在执行政府门前。


  王淦昌抬头一看,女师大的同学倒成了一片,他自己也是全身是血,他看着一个个同学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打死却是无能为力,王淦昌愤怒的喊道:“作为一个爱国学生,一腔热血,该洒向何处?”


  当晚,王淦昌死里逃生,和几个同学来到叶企孙老师家里,讲述着白天的广场血案,当他讲到“我身边的同学倒下,血溅我的衣服”时,叶老师激动地盯着他们严厉的说道:


  “谁叫你们去的?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?一个国家,一个民族,为什么会挨打?为什么会落后?你们明白吗?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的强盛,在这个世界上谁敢欺辱我们?”


  “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,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,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,就只有靠科学!只有科学,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!”


  说完这段话,这位培养了十几位“两弹一星”、50多位新中国院士的七尺男儿,一下子也泪流满面。老师的一席话,让王淦昌尤如当头一棒,醍醐灌顶、豁然开朗,光靠拳头是不能强国的,在彼时中国内忧外患、风雨飘摇的那个夜晚,王淦昌咬牙切齿地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:“献身科学!”


 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,王淦昌仍不满足,因为他知道最先进的科研成果都在大洋彼岸的国外,于是他便去考了江苏省的官办留学生,到了德国柏林去留学。在柏林大学,王淦昌跟从了一位名师——德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——迈特纳,王淦昌是她唯一的一位中国学生。


  在迈特纳教授手下学习时,王淦昌第一次错过了诺贝尔奖。在一个物理研讨会上,有人用实验证明:用钋的α粒子射到铍7中,会产生一种穿透力很强的射线,他们计算后认为,这是高能量的γ射线。可24岁的王淦昌却觉得这个结论不正确,他还提出了实验的改进方案,并坚信通过这样的方法,一定能找到正确的结论。当他去找迈特纳时,却被拒绝了。第二次去找,同样被拒绝,迈特纳让他赶快完成学校布置的实验,没办法,王淦昌只好放弃了。两年后,一个英国人找到了中子,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,所用的方法,正是王淦昌当年提出的那个设想。迈特纳知道此事后,亲自向王淦昌道歉,王淦昌只是笑着说道:“只怪自己不够坚持!


  1934年,王淦昌拿到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后,他心里的第一个想法便是:“我要回国!”德国的科学家同僚们都劝他说:“科学是没有国界的,中国很落后,没有你需要的科学研究条件,你又何必回去呢?你的能力这么强,只有留在这里,才有你的发展空间,才有你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。”可王淦昌却毅然的拒绝道:“科学虽然没有国界,但科学家却是有国界的,身为中国人,我的祖国正在蒙冤受难,我要回去为她服务!”王先生从踏出国门的那一天起,就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身上的使命,从来没有想过不回国——纵使他国给的诱惑是那么的大,他也不为所动,先生这是一种多么崇高伟大的爱国之情啊!


  回国意念已决,他拜别恩师和同学后,便马上远渡重洋、不远万里的回到了祖国——一个他日夜思念、魂牵梦萦的母亲怀抱!在德国四年,临走时,王淦昌什么都不要,除了一些有用的笔记和学习资料外,另外还悄悄带走了一样东西——镭,全亚洲唯一的一块镭。


  为国建言树丰碑


  1960年,王淦昌奉命回国,在第二机械工业部(简称二机部)部长刘杰的办公室里,钱三强正在等着他,见到王淦昌后,刘杰开始传达周总理的口信:


  “王教授……我们想请你参与和领导研制原子弹!”


  “现在有人卡我们,说我们离开他们的援助,10年、20年也休想制造出原子弹来,因此我们要为祖国争一口气……”


  “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,上不告父母,下不告妻儿,一旦投身其中,恐怕就要从此告别基本粒子的研究工作,您的意见如何?”


  刘部长问完后,便和钱三强一起紧张地看着王淦昌,听完刘杰一连串的问话,王淦昌只是沉默了一会,随即便仰起头、异常坚定的朗声道:


  “我愿以身许国!”就是这六个字,说的铿锵有力、掷地有声。


  在许多人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这个巨大诱惑面前——如果能够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里工作,王淦昌很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大门的,然而为了中国能造出原子弹和氢弹,为了给中国人争这一口气,王淦昌说放下就放下了。这,不仅仅是一种奉献精神,也是一种气度,更是一种风骨,一种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高亮风骨!


  从那一天起,世界物理学界大名鼎鼎的王淦昌教授便突然消失了,他改名为王京,离开了家乡和亲人,奔赴到祖国需要他的地方去工作了,并从此隐姓埋名了17年。


  早期的爆轰试验是在长城脚下进行的,一年之内要在野外进行上千次的爆轰试验,他和其他科技专家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、冒着弥漫的风沙做着各种各样的爆轰物理试验,他们爬过长城脚下崎岖的山路,住过古烽火台前简陋的营寨。


  一年后,年近花甲的王淦昌又带着一批无名英雄来到海报3000多米、人迹罕至的青海高原,进行着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和点火装置测试。能联系到他的只有一个神秘的信箱代号,每当他的子女们问起:“爸爸在哪儿?”妻子总是这样回答:“爸爸在信箱里,在那个水烧不开,馒头蒸不熟,年轻人走快了都要喘气的地方!”


  “只有科学,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!”


  恩师叶老师的话,他一直都没有忘记,王淦昌希望属于中国的核武器,能快一点再快一点的研制出来,他到广州开会时,陈毅还握着他的手急切的问道:“老王,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响?”王淦昌信心满满地答道:“再过一年!”陈毅高兴地说道:“好,有了这个,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就更硬了!”


 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,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,一朵美丽的蘑菇云腾空而起,这是一朵惊艳了整个世界的蘑菇云——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。


  1967年6月17日,又传来一声惊动世界的巨响——我们的第一颗氢弹也成功爆炸。


  从此,中国的腰杆才真正挺了起来,它们就是中国的巨大屏障和依仗,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外国人来犯了,我们终于可以放心大力去发展经济了。


  1978年7月,王淦昌告别了17年隐姓埋名的生活,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原子能研究所(原子能院前身)并担任所长。有一年除夕夜,王淦昌和他的学生邓稼先在帐篷里饮酒,邓稼先说道:“叫了王京同志十几年,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!”话音刚落,两人便抱头痛哭起来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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